坐天下：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4节(6/9)
年都以此为例。嘉庆览奏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朕亲政以来，唯以民生休戚为念，从无崇奢浮侈之事。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，你作为言官，也该劝阻才是，而你反以这种事上奏，实在太可气了。”于是将景德以“溺职”罪革职，发往盛京（今沈阳）去充当苦差。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。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，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，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，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。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声名已经达于外国。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，嘉庆朝“大抵以勤俭见称。观于宫殿之多朴陋，可谓俭矣”。
朝鲜使臣对嘉庆帝的行政评价很好，例如，“平居与临朝，沉默持重，喜怒不形。及开经筵，引接不倦，虚己听受”，“御极以后，锐意图治，早朝晏罢，屏退奸党，升庸名流，惩于和珅，权不下移”；又如，“正月亲政以后，总揽权纲，振刷风俗，发号施令，多有可观”。
三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，御极二十多年，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，越到后来，就越深陷无奈、愁闷、苦恼之中。他自以为稳妥的“守成之法”，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，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，重现荣光，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，不可收拾。在他统治的后期，令他尴尬不已，甚至羞愧落泪的事，不止一件。
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九月十六黄昏，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，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，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两百多名天理教教徒，兵分两路，于头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。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，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。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，最终全歼起义军。
皇帝在行宫中看罢皇子绵宁草成的汇报，泪流满面，当天一夜不眠。邪教教徒攻入皇宫之内，并且差一点攻到了皇后面前，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承平年代，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。实在是“汉唐宋明未有之奇事”。皇帝很清楚，这样天大的丑闻，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。这个污点，是永远洗不掉的，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。第二天，皇帝向全国臣民下发了朱笔亲书的《遇变罪己诏》。皇帝说：“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来，列祖列宗爱民如子，深仁厚泽，我虽然能力平庸，却也没有做过害民之事。然而，这汉唐宋明未有之奇耻大辱，却发生在我的任内。
“细细思量，问题还出在大臣因循怠玩，不能体我的苦心，悠忽为政，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！
“从今以后，我当然要自我反省，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，上答天命，下解民怨。诸大臣们，如果你们愿意做大清国的忠良，就请你们赤心为国，竭力尽心，以匡正我的失误，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；如果你们自甘卑鄙，那么就请你们挂冠致仕，回家养老，千万别尸位素餐，增加我的罪过！”
《遇变罪己诏》最后八个字是：“随笔泪洒，通谕知之！”
古今中外，如此动情，如此委屈的圣旨，独一无二。此后数月间，他的诏书中一再出现抱怨、悲叹、感慨之词。他为此作了许多诗，有句云：“从来未有事，竟出大清朝。”深感自己对不起列祖列宗。他在《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》中感慨地说：“为君难，至朕尤难！”
四
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。在它的背后，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：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，流民越来越多，土匪四起，邪教横行。除了天理教之外，什么静空天主、老佛门、一炷香、红阳教、清茶教、大乘法门等教门，接踵而出，目不暇接……
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。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