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天下：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8节(4/8)
都是严厉打击，决不手软。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。
乾隆皇帝统治后期，由于人口激增，地租迅速上涨，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佃户要求减租的社会风潮。一开始，这种申诉活动是和平的，老百姓通过直接向县令跪求或者罢市的方式进行。然而，官府不是不闻不问，就是敷衍过去。于是，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行动。乾隆十一年，福建人罗日光等人“聚众会议”，暴力抗租。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触动了帝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，这一事件立刻被报告到皇帝那里，乾隆很快专门下达了谕令：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，逞凶不法，此风渐不可长，著严拿从重究处，以惩凶顽，毋得疏纵……
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君主。他当政时，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。甚至，他在诗文中对饥肠辘辘的百姓也颇具同情、怜悯之心，至于“所愧泽末薄”“辗转增叹息”一类悯农自责之句更是比比皆是。但是，当“安定”与“百姓疾苦”发生冲突时，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。他担心以下抗上的“刁风”一开，会威胁到“纲纪”，逐渐动摇大清的基础。对此类群众闹事，他必亲下谕旨，屡屡强调“此等刁风，不可长也，当严拿务获首犯奏闻”、“严行究治，以惩刁风，毋得稍存姑息”、“刁风由兹斯长，不可不为远忧也”，要求各地官员务必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关于民众与政府的纠纷，乾隆帝讲过一句至为精彩的话：“州县乃民之父母，以子民讦其父母，朕岂肯听一面之词，开挟制之风。譬如祖虽爱其孙，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，此等刁风断不可长！”
官员是民之父母，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。祖父虽然爱孙子，但是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。因为，你今天反抗了父母，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。
这就是君主专制统治的逻辑。
在这种思维的禁锢下，政府面对百姓，永远是一副严厉的面孔，绝不认错，从不退让，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；百姓面对官府，永远是一种恐惧、躲避和驯服的表情，永远只有不断退却、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。一方过于蛮横，缺乏约束；一方过于懦弱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。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传统社会里，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这一底线时，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。
四
“造反”，在旧时代的语言里，是最丑陋、最罪恶、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字。
造反不仅意味着一个农民要冒满门抄斩的风险，而且意味着他要与自己的世界观、道德规范或者说“纲常”为敌。广大农民们受的教育是“造反有罪”。正如宋江所说，上山入伙，“上逆天理，下违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，在世虽生何益？”。
只有死到临头时，农民们才会把手伸向身边那本来可以属于他们的粮食：民有不甘心死亡者，始相聚为盗，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，而抢掠无遗矣。间有（被捕）获者亦恬不知畏，曰：“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！与其坐而饥死，何如为盗而死，犹得为饱鬼也。”
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，相比之下，饿死和做强盗被杀死相比，还是被杀死为好。因为死前，毕竟能饱食几天。
中国的农民“起义”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后的歇斯底里，而不是一种有计划、有意识、有组织的行动。
一人带头，群起响应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缺的只是“出头的椽子”。
这些“起义领袖”，很多不过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人。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是“起义”。然而，从抢到第一袋米开始，他们就成了盗贼，成了最罪恶的人，他们稀里糊涂中，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整